科学记者自问:我是谁?写什么?怎么写?

科学记者自问:我是谁?写什么?怎么写?
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艾琳·齐默尔曼(Erin Zimmerman)曾是一位植物分子生物学家,现在她转行做起了科学自由作家。一场植物学会议举办在即,对齐默尔曼来说这是个与同行相聚一堂,寻找写作灵感的宝贵机会。“我特别激动能参加这次会议。在我这一行里,能有这样一场开车不到一天就能赶到的学术会议,实在是太难得了。”
 
 
 
但她遇到了麻烦。齐默尔曼必须同意让受访研究人员和会议委员会审查她写的所有内容,大会组织者才能给她颁发记者证。于是齐默尔曼回复邮件指出,这种协议“与大多数知名媒体的编辑方针背道而驰”,并抄送了系主任和大学新闻媒体办公室。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她还附上《自然》2018年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了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准则。
 
 
 
但这无济于事。会议组织者是位较年长的科学家,他发了一堆咄咄逼人的邮件,对新闻标准的说法表示不屑一顾,猛烈抨击《自然》等杂志,并且还批评齐默尔曼的作品——包括一篇为Undark¹撰写的故事。(迄今为止,齐默尔曼的作品已经在Smithsonian.com、《纽约》杂志旗下网站The Cut、《洛杉矶书评》和其他出版物发表。)
 
 
 
大会组织者认为,既然为大学和出版社工作的作家允许他们的作品被审核,那么科学记者的作品也应当被审核。
 
 
 
¹译者注:即本文的发表平台。
 
 
 
“他的语气居高临下,仿佛在教我该怎么工作,可他说得根本不对。”齐默尔曼认为一个科学记者的职责“不是宣传大学的研究成果,而是仔细审视它们;这两件事完全不同”。她抄送的其他大学工作人员都保持沉默。
 
 
 
齐默尔曼不愿公开这位科学家的身份或是大学,担心毁掉她刚刚起步的写作生涯。但我们能从她比较极端的经历当中看到,人们对科学记者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包括那位大会组织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科学记者仅仅是一个翻译的角色,只传递科学信息而不作评论,并且还要将信息以通俗易懂,能够吸引非专业读者的形式包装出去。
 
 
 
 
 
Davide Bonazzi
 
 
 
的确,每一个科学记者都应当能够高效地将学术资讯翻译成吸引人的内容,但他们的工作并不止步于此。我们当然会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捕捉科学研究的美妙和精密,但与此同时,也不能放过其中的缺陷、失败、偏见和冲突。
 
 
 
我们要对样本容量、实验设计等方面提出尖锐的问题,并指出它们在科研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读者,而不是科学家。纽约大学科学、健康与环境报道项目的负责人丹·费金(Dan Fagin)说:“我们做的事情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对于接收这些信息的读者负有直接责任。”
 
 
 
当然,也不必责备抱有异见的人。随着由广告和订阅支撑着的纸媒商业模式的瓦解,充满激情和无限可能的线上出版生态系统正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并且其中许多媒体都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科学。这对于像齐默尔曼这样的年轻的自由撰稿人来说是件好事,但也令人们更难以分辨哪些才是合格的报道,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公众是否在乎。
 
 
 
比如,把一篇由普利策奖获奖机构Inside Climate News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与一篇发表在诸如Massive Science这样的流行网站的文章进行比较,普通读者能分辨二者的不同吗?一个更有分量的问题是:读者究竟能不能分辨,这真的重要吗?
 
 
 
 
 
Inside Climate News网站 图片来源:insideclimatenews.org
 
 
 
齐默尔曼或许只是恰好碰到了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她的经历或许并不能代表公众们在这个问题上与日俱增的困惑,但这也的确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沉下心,好好反思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传播渠道(虽然目前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人们或许会问:真正的新闻迷失在一片喧嚣之中了吗?
 
 
 
Massive Science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纳迪娅·奥特莱特(Nadja Oertelt)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夹在新闻和科学传播之间。我们只想适应这个位置,同时也让其他人适应我们所做的事。事实上,人们总体上还是认可我们的。我觉得他们只是有些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我们。”
 
 
 
2
 
 
 
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显示,从2008到2017年,新闻编辑室几乎裁掉了四分之一的员工。就在此不久之前,媒体监督机构还担心科学报道业正在走向灭绝。
 
 
 
然而从那时起,线上出版物的蓬勃发展有目共睹,一系列线上杂志都对科学与技术进行了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包括Spectrum、Quanta、Quartz、Inside Climate News以及Undark。“没人预见到这段黄金时期的出现。这实在出人意料。” 托马斯·海登(Thomas Hayden)说。
 
 
 
海登是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环境传播项目主任,他的妻子艾利卡·查克·海登(Erika Check Hayden)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科学传播项目的主任。在2018年发表于《传播前沿》(Frontiers of Communication)杂志的一篇评论中,他们共同称赞了像齐默尔曼这样一直为新闻写作事业而斗争的科学作家。
 
 
 
他们写道:
 
 
 
“面对极速衰退的传统出版业,比如地方报纸和国家新闻杂志,以及整个媒体环境中泛滥的低质量、故弄玄虚、甚至故意误导读者的新闻材料,科学记者、环境记者以及同僚们正挺身而出,共同维护科学报道的严谨、真实、细致与独立。”
 
 
 
当然,没人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海登自己也说,许多像Undark这样的新兴杂志都是由慈善家、投资者以及齐默尔曼这样愿意放弃安稳生活的自由作家支撑起来的。“这些媒体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有参与者的热情、决心和变通支撑着。如果不作出改变,它们将难以为继。”
 
 
 
 
 
Massive Science网站 图片来源:massivesci.com
 
 
 
其中一个改变正在发生:诸如Massive Science和The Conversation这样的网站正在重塑科学记者的角色。The Conversation在2011年成立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公益组织,主要雇佣来自于各种背景的科学记者做编辑,由他们来帮助科学家撰写他们自己领域的文章和故事。
 
 
 
The Conversation在其他七个国家的快速发展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总经理贝丝·戴利(Beth Daley)说,The Conversation美国分部的一半经费来自于大学和研究机构,另一半来自于慈善家。文章的阅读和转载都是免费的。
 
 
 
The Conversation的撰稿人来自于学术各界,且不局限于科学界。他们没有因此获得报酬,但是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广大读者。戴利说,这些文章通过美联社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通常至少会被转载十几次,最终有可能接触到数十万读者。
 
 
 
 
 
The Conversation网站 图片来源:theconversation.com/us
 
 
 
相比之下,The Conversation的兄弟Massive Science更为潮流、年轻。这家在线杂志成立于2017年,被称为“一个科学家们讲述宇宙真理和美丽的社群”。约有1100位科学家加入了Massive Science,每人要一次性缴纳10美元入会费。他们大部分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或是刚开始职业生涯的研究人员。
 
 
 
奥特莱特说,他们不仅有机会和编辑合作撰写文章,还能得些其他好处。头两篇文章属于练习,之后撰稿人就能拿到每篇文章65美元的稿酬。在此激励之下,他们写得更多。非会员也可以投稿,但得到的编辑指导少于会员。
 
 
 
奥特莱特告诉我,转载Massive Science的文章在过去是免费的,但是最近他们开始收取授权费。其他收入来源包括广告、培训,以及为科学组织和公司提供科学传播服务。他们还会卖一些科学主题的周边,比如女科学家的海报、明信片,甚至还有一套恶趣味的“科学女性塔罗牌”。
 
 
 
 
 
科学女性塔罗牌 图片来源:massivesci.com
 
 
 
这两家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科学研究和思想走出象牙塔,与公众拉近距离。戴利说,这个想法“最宏大的形式”,就是“将知识民主化”。他们还在努力消除人们心目中对科学家白人男性形象的刻板印象。他表示,Massive Science希望“召集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多元化的人,他们拥有专业知识,但或许缺乏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发声”。
 
 
 
此外,这两家媒体也都希望帮助学术界了解编辑的过程,了解如何将他们的研究内容传播给普通人。“这是一个互惠的科学新闻体系,科学家得到了发声的机会,而网站得到了素材的来源。”
 
 
 
一切听上去都很美好,但The Conversation和Massive Science发表的内容能被称作“新闻”吗?戴利说,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指出,The Conversation的记者经验都很丰富,他们都坚守极严苛的标准。来自纽约大学的丹·费金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过去记者在写专栏文章时就是这么做的,这绝对是正经的新闻业。”
 
 
 
3
 
 
 
但并不是所有资深业内人士都对新闻业有这种开阔的眼界。
 
 
 
加里·施维泽(Gary Schwitzer)便是其中一员,他是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兼职副教授,也是《健康新闻评论》(Health News Review)的长期出版人。《健康新闻评论》是个非营利性网站,主要对关于医疗卫生的新闻报道和其他一些消息进行评论,最近已经关闭。应我的要求,施维泽仔细阅读了两篇最近发表在The Conversation上的关于健康的报道。“这是个好主意,办得不错。”他最初这么说。
 
 
 
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在做新闻。他指出,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像一个优秀记者所做的那样,对描述对象提出深刻的质疑,哪怕作为评论文章也不够格。(顺带一提,Undark将The Conversation的一些内容作为“观点”进行了转载。)
 
 
 
施维泽指出,在一篇文章里,一名药理学家仅凭薄弱且矛盾的证据,便声称大麻中含具有治疗作用的化合物。另一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将艾氯胺酮(esketamine)用于治疗抑郁症的决策,撰写此文的精神病学家就在FDA评审委员会中。这位专家忽略了有效性、安全性和成本方面的关键问题,这些恰恰是其他新闻报道与评论文章所关心的。
 
 
 
施维泽说,科学传播会影响读者和选民的思想及行为,因此内容中这些涉及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的繁琐细节必须受到重视。
 
 
 
施维泽和同事们近期对900个病人和看护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相比那些中肯的、包含重要警示信息和研究缺陷的文章,那些夸大疗效或忽视治疗局限性和风险的新闻更容易让人相信治疗效果。但是,就算有了专业记者担任编辑,严格把关,科学家究竟能不能在报告自己工作中激动人心的进步的同时,也如实报告糟糕或者枯燥的部分呢?毕竟对于科学来说,糟糕或枯燥的事情可能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重要。
 
 
 
 
 
Michael Glenwood Gibbs
 
 
 
费金告诉我,事实上现在广告和订阅所提供的资金还不足以支持科学新闻业的发展,使其满足消费者和社会的需求。这意味着更多的科学家和非专业记者会开始扮演科学传播中的其他角色。他认为,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群体需要帮助这些新成员树立独立、清晰、公平和透明的新闻价值观,这点十分关键。
 
 
 
费金还补充道,即便是在一个多元、开放的传播环境下,也要重视新闻角色的独立性。科学家及雇佣他们的机构也和所有人一样,也会有偏见和缺陷。“科学传播必须尽可能多地包含独立报道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
 
 
 
费金指出,独立性和问责制对于民主而言至关重要,“只有科学新闻业可以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目标”。
 
 
 
至于资金问题,无论是我为这篇专栏文章咨询的七八个专家,还是我在职业中接触过的其他许多专家,显然没人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海登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切都将取决于各机构和慈善家的行动,他们将肩负连接公众与科学的重任。
 
 
 
施维泽则表示,他亲身体会到过度依赖于他人赠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2018年12月,在《健康新闻评论》发行近13年的时候,由于失去了主要的投资者,他不得不解雇员工。
 
 
 
 
 
Eva Vázquez
 
 
 
不过,对于齐默尔曼这个科学写作领域的新手而言,她面前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崭新的媒体世界。她说:“十年之前我肯定是没有机会进入这个领域的。那时候的门槛要高得多,不管这件事是好是坏。”
 
 
 
尽管她被拒于一场科学会议门外,但以她的身份,她仍可以参加许多其他活动。目前她已转向了新的项目,这些项目为科学写作者提供了融合新闻业与科学传播的机会,并且据她所说,报酬颇丰。
 
 
 
“我挺高兴能二者兼顾。我想或许这就是科学新闻自由职业者的未来。”
 
 
 
原文来自undark.org,作者:Teresa Carr,中文版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翻译:Lan Lynn,审校:Yiyin Qi,编辑:北方,封面:Davide Bona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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